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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草样的生命
2022-09-12

2003年8月,我第一次进藏,从西安乘火车到格尔木,再搭乘越野车到拉萨。夜宿沱沱河畔的小客栈,我被漫天的繁星震撼,头顶,肩膀,指尖,睫毛上,无处不闪烁着星星,银河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。那一夜,我几乎无法入眠,头痛,恶心,呕吐,紧随身体。

围着牦牛粪炉子等饭吃的时候,端饭的女孩子手里端着饭碗,眼睛却瞅着比碗大不了多少的黑白电视机。催得急了,快走几步,端一碗递过来;不催不问,便双手端碗,取暖一般,偏着头喜滋滋,乐呵呵的。有人说,怎么连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,咋做生意的?立即遭到一位资深旅人的反驳:在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洪荒之地,有碗热乎的面条吃就不错了,人家这是积德行善;别用内地人的观念要求藏族人,况且她根本听不懂汉话。

我便多看了女孩子几眼,对她充满了羡慕和喜爱。藏族人原来是这个样子呀,皮肤黢黑,脸庞黑中透红,从容自在,祥和欢乐,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样子。而我们的脸上,除了焦虑、欲望和失落,就是得意、狂妄和傲慢。

2006年7月,我从成都出发,过了雅安才知道从成都到拉萨2000多公里,不出意外的话需要六七天时间。当时我身穿一套单薄的便装,包里只装了两件内衣。每天晚上停车后,我最先背上轻便的小包,双手插在裤兜里,瞪大眼睛看同行者从车上卸下大包小包,汽车尾气直冲小腿肚子。终于有人发出惊叹:“你怎么连一件装备都没有呢?这个样子也敢走川藏线,简直是天方夜谭嘛。”

就是这一次,我不但到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,沿途还写了专栏稿发回内地。每天傍晚找好住处以后,“驴友”们还在吃晚饭,我就独自走街串巷,四处打听网吧在哪里。理塘在地图上有另一个名字叫高城。从理塘的网吧出来,天空飘着雪花,我请网管送我。小伙子把伞举过我头顶,自己则远远地侧着身子。快到旅馆门口,他直奔过去,“哐哐”踢那卷闸门。余音缭绕中,小伙子已经消失在无尽的风雪夜。

在巴塘的网吧里写完稿子出来,大约凌晨3点。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,幽静神秘。一袭绛色袈裟走在不远处,我顿时平静下来,惶恐与惧怕烟消云散。我走在后面,他走在前面,整个世界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人,百灵鸟不鸣,杜鹃花不艳。忽然,我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。黄昏去会情人,黎明大雪飞扬,莫说瞒与不瞒,脚印已留雪上。噢,他不会是仓央嘉措吧?

在横断山脉深处的左贡县城,我花一个小时就写完了稿子,但发送一个多小时还是发不出去。深夜的网吧热闹非凡,打游戏的,骂架的,唱歌的,喝酒的,唾沫星子在头顶飞来飞去,藏刀在眼前晃来晃去。我问网管有网速快点的地方吗。答曰,有的,在地区。地区在哪里?地区在昌都。多远?不远,开车四五个小时就能到。

当时我哈哈大笑,四五个小时还不算远,这是什么鬼地方呀。

在拉萨街头,晚上10点多还有兜售皮带、帽子的吆喝声,长长的竿子上挑着一只昏暗的灯泡,火锅热汽升腾。这个场景令我无法挪步,几年前的此时此地,街头一片宁静,亮光皆来自月亮和星星。

青藏铁路为西藏带来的变化竟如此巨大。

然后,一路西行到了阿里,翻越喜馬拉雅山脉,走过千里羌塘无人区,愈加觉得那次大笑是多么浅薄。辽阔无垠的藏北大地,几乎只有三种颜色,连片的褐色裸石,白雪皑皑的山巅阴坡,河流湖泊岸边的苍茫牧草。同样是草,内地的草娇嫩水灵,与传说和神话有着不解之缘。藏北的牧草却沧桑凛冽,刚冒芽就像肩负沉重使命的中年男女一般。即便是这种牧草,也不是随处可见。车行数日,就没有见过一株高过脚踝的牧草,更见不到树木。一天又一天,见不到一顶帐篷,偶尔邂逅一个牧羊女,兴奋得互相招手,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。汽车一会儿断了钢板,一会儿陷进冰河,一会儿又遇见狼群。终于到了县城,所有人买水度日。整个县城没有一辆出租车,只有到靠近那曲的县城,才有几辆出租车。每见到新绿色的出租车,我们就亢奋得大呼小叫。

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,为什么还生活着众多藏族百姓和外来者呢?

一位教育工作者指着惟余莽莽的雪山对我说,那边就是邻国了,有的地方还属于争议区,边境上如果没有边民居住,多年以后这地方可能就是别国的领土了。

我暗自思忖,这里长冬无夏,风吹石头跑,氧气吃不饱,连一棵树、一株草都不长,人怎么生存呀?这些边民牺牲太大了,祖祖辈辈与狂风和雪山为伴,孤寂一生,穷困终老。

脑海中,第一次冒出“边疆”这个词。边疆,原来不仅仅是名词,更是真真切切的动词。一生一世,从出生到老去,当地人,边防军人,援藏者,千千万万的人流水般来到边疆,来到西藏,目的只有一个,稳定边疆,建设边疆。边疆稳定了,内地才会繁荣富庶,长治久安。

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,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,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座县城时,有人指着荒芜的小城对我说,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,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,几十年过去,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棵白杨,风过时哗啦啦响,那声音真醉人。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仅有的树木,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,专为看一眼它们。

我问县长现在在哪里。对方说,退休后回上海了,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上海的生活。年轻时来到西藏,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,带上锅碗一走数天,翻山越岭勘察路基。一个春节,发现他不见了,大家四处寻找,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。老县长也不容易,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,同事和朋友全在西藏,夫妻长期分居,得不到家庭温暖,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,回到上海多孤单呀。

有一次,我请一位当地官员帮忙寻找从阿里到拉萨的长途汽车。他是一位“藏二代”,父辈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较早一批援藏者。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,曾经有一位知识青年,从内地千里迢迢来到西藏,有关部门希望他留在拉萨工作,所有部门任由他挑。可他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,于是就把他分配到藏北的一个县当老师。校园里第一次响起了二胡和笛子声,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热闹。两个月以后,什么声音都没有了,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向。有人到内地打探过,一点消息都没有,就像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西藏。

记得非常清楚,听完这个故事,我俩相对而立,哈哈大笑。高原的阳光照在脸上,刺得两只眼睛不能同时睁开。

在西藏自治区驻内地的一家干休所,我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“老西藏”。他面容慈祥,靠滑轮支架行走,汉语听力和口语都不错。我把自己的作品《阿里阿里》双手递到他手里,他摸着这四个大字,嘴角抽动,眼睛亮了一下。我说,中央医生,我来看你了。他望着我,看了许久,脸上忽地腾起笑容。

那一刻,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我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故事和传说。他曾经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,新中国成立不久,随一支中央医疗小分队从北京到阿里。原本援藏时间为一年,但由于工作需要,往后的几十年都在西藏度过。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生活,他的身体受到严重伤害。他终身未娶,却抚养了多名孤儿。

十多年间,我数次进藏,经历、见识了许多。一个黄昏,我在狮泉河镇街头拦车,想去泥石流灾害的现场探访。一辆私家车应声而停,问我是不是陕西来的作家,我反问他怎么知道的。对方说,阿里这地方平时很少来陌生人,好不容易来了个女人,还是内地女人,不出三天全城人都知道了。我说自己的确才来了三天。

由于西藏地域辽阔,人烟稀少,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通常有四五百公里,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,动辄上百公里,翻雪山、趟冰河是常事,大多还没有通班车,加之物价昂贵,食宿困难,经常得求助各方面的人。一次,我被安排到一家能洗热水澡的旅馆住宿,尽管洗澡水滴滴答答地连不成线,我依然感激不尽。刚住下就被请去吃饭,亢奋激动地吃过饭,有人对我拉拉扯扯,说要送我。我举起手机求助熟人,对方夺过我的手机摔到地上,机身和电池分离。次日清晨,还处在高原反应期,服务员打来电话,让我马上退房,立即走人。

我带上所有行李,站在街道上,身旁就是万岁山。仰望嶙峋的山峦,那儿是寸草不生的烈士陵园,陵园里不仅埋着解放阿里的烈士遗骨,还有孔繁森的衣冠冢。一只雄鹰从狮泉河以南飞向昆仑山方向。那一刻,我“哇”地哭出了声。哭了几声强行止住——在这空气稀薄的万里碧空之下,号啕大哭是件极为奢侈的事,一口气上不来倒地身亡是常有的事。

第一次讨饭,实在有些难为情。那是从神山冈仁波齐下来,我口干舌燥,肚子饿得咕咕叫,全身上下除了一根登山杖、一个空空如也的背包,连一个雪团都没有。正在我发愁怎样才能填饱肚子,以走完后面的几十里土路时,发现几个藏族人正围在荒滩上吃肉干喝酥油茶。迟疑了一会儿,我还是走了过去,连比带画,问能否买一点食物。有人聽懂了我的汉话,把一条风干的生羊腿递给我,还摇摆着手,意思是送给我的。我抱着讨来的生羊腿,面对高高的冈仁波齐雪峰,嚼得有滋有味。

往后,无论在寺庙还是村庄,藏西还是藏东,经常能讨到饭吃。一位藏学专家对我说,在藏族人的理念中,乞讨与布施对等,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几年后,这位藏学专家在欧洲讲学的时候去世,他只比我年长几岁。

非常感念有机会接触公益慈善领域,特别是西藏公益慈善。我随志愿者一起四处走访,过县进村,救助大病儿童,将他们送进拉萨医院,送上前往内地的火车和飞机。回到内地,我把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讲给众人,尽微薄之力宣传西藏,得到了爱心人士的支持。有人因此走上援藏和支教之路,捐款捐物属于常事。有次我在西安做讲座,一位老师当着听众说,几年前,杜文娟脸上布满惆怅嫉恨,现在满脸都是温和友善。

这位老师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,西藏的确赐予我宽容和悲悯,这种变化以经历死亡和无常为代价。

(本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小说《红雪莲》后记,原载《红豆》2017年第5期,李 晨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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